打造“中国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下一个世界级顶级湾区

出版日期：2018年2月6日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于2017年3月被正式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定位为跨行政区的国家级统一规划，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其列入2018年的重点工作。为深入发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在制度创新、城市共融、产业协同与技术创新等领域的相关趋势，德勤走访了大湾区内各行各业的领先企业，深入进行调研分析。今日，集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特点，优势，以及企业可以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蕴含的巨大商机的德勤白皮书《从“世界工厂”到“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议》隆重发布。德勤对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世界级湾区充满期待，对湾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充满信心。

目前，发展成熟的世界三大湾区分别是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三大湾区的核心定位各不相同。德勤分析显示，对照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级顶级湾区，其拥有的占地面积、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增速、港口吞吐量和机场通航量均超过现有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立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需求和实力，以不足全国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的经济总量，粤港澳大湾区的“深港核心区”更是全国人口密度、资金密度、国际专利密度最高的区域。

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认为：“湾区经济不仅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更是各国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新载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既是中国准确把握国际竞争新焦点的前瞻性战略，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接轨全球经济的新支点。粤港澳地区横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其政策制定要以中央和粤港澳三地协商的方式推进。这种由上至下与多方协商的特点，决定了粤港澳需要共同探索湾区经济的‘中国模式’，由政府与市场交织推进湾区发展规划，超越原有的‘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制度的复杂性，充分利用制度的多样性重塑湾区经济发展模式，为其提供有别于其他世界级湾区的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粤港澳大湾区是基于过去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打造创新统领城市群，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升级版规划。粤港澳合作虽然不是新概念，但是，湾区发展规划要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向粤港澳三地政府提出了加强系统性制度构建的合作新要求，推动生产要素，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湾区内的快速流动和高效配置。德勤在白皮书中强调称，制度的复杂性体现在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抓住制度创新的契机并加以合理利用，或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特有优势。

许思涛补充道：“大湾区的发展无疑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鼓励和制度创新，也离不开市场自下而上的推动，二者的融合将在顶层设计、城市集群发展、产业协同和创新驱动四个层面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完成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

德勤中国“一带一路”服务领导合伙人施能自表示：“国家发改委在去年7月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六个重点方向，其中之一是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进一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级版。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粤港澳自身各具优势，可以分工合作，相互协同，发挥更大作用。 比如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可以成为参与‘一带一路’企业的海外财资中心，在融资、资金的全球管理上发挥作用；粤港澳三地的机场、港口如能深入合作，建成全产业链的新型国际航运中心， 对接东南亚、南亚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上的贸易畅通和人员往来； 整合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的教育和研发资源，大湾区可以引领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将中国制造的高端装备、中国科技标准带到‘一带一路’国家。”

德勤在白皮书中指出，大湾区城市群应强调在地理空间上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打造城市互联互通的跨城市生活圈，突出城市自身特色与功能定位，借助体制的多样性，寻找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最大程度地发挥集聚效应、分工效应、协作效应和规模效应。

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周志贤总结道：“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接轨世界经济的新支点，它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中国以城市群发展协调区域经济的大方向。相对中国的其他四大主要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毗邻港澳，具备独特的地理优势。此外，香港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可以为大湾区内城市带来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它自身的市场经济运作与管理经验还可以为区内各个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大湾区的部分城市目前仍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时期，据我们了解，企业在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巨大机遇的同时，更需要广泛多元的专业服务支持。德勤将积极配合，致力为华南区企业提供最佳支持，共同打造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向世界级湾区的蓬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特点

1. 制度多样性：粤港澳地区横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除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自贸区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片区。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为贸易和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2. 产业结构偏重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仍然处于工业经济阶段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时期，目前，制造业的比重较大。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2%，而已经进入创新经济的美国纽约、美国旧金山和日本东京三大世界级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均在八成以上。虽然深圳、香港等个别城市已经具备了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征，但是，区内的大多数城市仍处于进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过程中，大湾区的整体效应和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3. 基础设施继续完善：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强调，区域间互联互通以“多式联运”为核心，港澳地区在区域内交通配套整合上最具改革条件，陆海空“多式联运”将有效地提高货物周转率，降低运输成本。粤港澳大湾区在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客运发展领域已经领先全国其他地区，但在精度上仍具备成长的空间，特别是在信息化管理的协调统一方面，尚需打破固有的壁垒。
4. 城市分工进一步细化：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间主导产业差异化程度尚不明显，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城市的核心定位，整合产业集群，用产业链的思维参与全球化竞争。
5. 创新潜力有待深挖：大湾区内拥有多家国内知名高校，深圳更是拥有众多的高新科技企业、高校人才资源和创投机构。未来，大湾区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盟等平台，缩短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过程，减少沟通成本，寻求合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