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视角看中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和提升

自贸试验区高水平改革开放建设及其特征

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全方位开放的试验田，现已发挥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效应。在开放型经济建设与制度创新方面，截至2021年底，自贸试验区进出口规模增长26.4%，已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上百条制度创新成果；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国家出台了大量政策、部署营商环境创新6大试点城市，通过打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进自贸试验区高标准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在国际规则对接方面，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落地，激发了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规则、开展压力测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动能。

对标最高最好最优最强，我国自贸试验区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对外开放高地上呈现出三大改革特征：第一，推进首创性、差别化探索，加速落地改革试点任务。截至2021年12月底，我国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78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或特定区域推广。第二，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诉求，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第三，注重国际规则的衔接与机制引领，2022年1月RCEP生效落地，自贸试验区抢抓新机遇在对接RCEP规则上先行先试，为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现存挑战与发展局限

尽管自贸试验区现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创新、高水平扩大开放、对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战略新平台，但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推进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深层次问题：

第一，改革较为同质化、浅层化，缺乏制度创新识别与设计，自贸试验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的制度创新重点围绕在通关便利、简化政府监管流程、互联网技术应用等方面，在释放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经济发展功能方面缺乏深层机制建构。

第二，营商环境综合提升优化缺乏精细化、定制化建设方案，部分自贸试验区存在政务服务系统集成与地方管理体制协调不畅的问题，部门数据共享问题较为突出，营商环境存在痛点、堵点与难点。

第三，对标前沿国际规则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体现在应对开放的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不足，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数字贸易等方面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具有滞后性，同时开放性配套政策协调性有限。

自贸区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在制度创新维度，国际自贸区发展经验表明，建设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自贸区，提升税收优惠、外汇管制、资金运营、跨境业务、金融创新、产业投资政策等构成了自贸区建设新经济增长极的核心要素。以纽约为例，纽约港自贸区则强调机制创新，区内放松金融管制，批准新兴金融工具的使用以及新金融市场的设立，减少或取消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直接管制，放款或取消对银行支付存款利率的限制等；新加坡自贸区形成了“公平惠企+监管创新”的发展特色，成立国际商业法庭并设置于新加坡高院体系之中，服务最高审判效力，保障判决结果专业、高效、公平公正，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完善，通过《新加坡竞争法》维护有序市场竞争。

在营商环境优化维度，自贸区在打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上持续探索，水平持续提高。在软环境提升方面，新加坡自由港在获得信贷、纳税、执行合同等多维度建成极高便利度的营商环境，以执行合同为例，新加坡倡导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与便利化建设，形成“一站式”国际纠纷解决平台，建立独特的“仲裁—调解—仲裁”机制，形成了成熟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营商环境得到深层次优化；韩国采用智能办税系统，通过家庭税收系统完成线上申报，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同时首创先进发票制度增强信息的透明程度，提升企业开票的便利化程度。硬环境提升方面，以迪拜为例，迪拜自由港强调多元化科学布局，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打造出了涵盖加工、物流、金融、传媒等不同领域的自贸区，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多种商品交易中心、迪拜媒体城等。

在国际规则衔接维度，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成为鲜明趋势。以新加坡为例，其形成的与国际规则相对接的高效、完备的法律体系，涵盖80多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40多项投资保证协定和22项自由贸易协定，广泛的贸易协定网络大幅降低在新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的税收负担。

基于以上国际自贸试验区发展实践，针对自贸区当前面临的 “边际效用递减”瓶颈，德勤建议以下工作路径：

（1） 加大重点领域制度创新识别与设计，提高创新集成耦合性：要加强制度创新经验成果与实践案例之间的内在联系，完善制度组合的系统性，从而释放改革红利。

（2）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创新驱动发展：要通过定制化、针对性的营商环境综合评估工作，挖掘深层次的营商环境堵点问题，加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满意感与便利度；

（3） 推动差异化创新发展，加强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自贸试验区需要进一步对标国际规则，加强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结合自身优势打造高开放层次、强辐射作用的创新高地。

德勤服务案例：某自贸试验区端到端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