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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会前展望

东盟经济展望：在内外角力中前进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2016年东盟的经济表现有望略微好于2015年。

首先，全球需求有望改善，特别是受到两个因素的提振：(一)今年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大型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更加强劲。经济复苏将促使企业上调工资水平，加大生产资料投入。其经济增长有望带动亚洲进口的增长；(二)油价下跌。

其次，全球某些不利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尤其是影响了东南亚农民收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形势应会好转。

第三，国内阻力将会减弱。

虽然东盟的基本情况切实转好，但整体环境仍存在一些风险：

首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推进加息进程，货币和资本流动将受到严重冲击，从而造成金融风险，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使东盟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面临一定的风险。

第三，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中东地区的风险将冲击油价或导致宗教恐怖主义盛行，从而波及东盟。

东盟经济体发展的全球环境转好

我们认为，G3国家经济增长的复苏将更为强劲，其中尤以美国为先。

我们持乐观展望的原因有：

首先，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日渐强劲：

劳动力市场、住房、银行贷款及商业信心逐步改善，同时相互推动、不断增强，将产生比预期更为强劲的增长。
由此将催生复苏过程所缺失的第一个要素——工资增长。劳动力市场失业率降低、冗员减少将促成工资的增长。
第二个缺失要素——厂房和设备商业支出，此要素较为不确定，但因与东盟制成品出口的增长高度相关，因此对亚洲而言非常重要。若企业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增强，同时欧洲和日本经济也在复苏，则商业资本支出也会回升，从而推动东盟，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制造业的增长。
第三个缺失要素为其主要贸易伙伴欧洲和日本的需求。我们认为这也正在回升。

假设高收益公司债券等金融失衡状况不会爆发，美国的经济表现将好于预期——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会提高通胀预期，但经常账户赤字也将扩大。

欧元区经济表现也有望略好于2015年：

该地区综合领先指标积极上升，预示着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
财政紧缩的拖累效应正在减弱。
多种增长动力推进该地区的增长——欧元走软提高出口竞争力，同时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利于提振需求。更有争议的是，大量涌入的移民在带来政治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支出，其中德国尤为显著。最后，油价的降低也将提高实际收入和支出。
虽然该地区仍面临困难，金融状况却缓步改善。调查显示，信贷人员不再收紧放贷条件，部分地区的条件明显有所放宽。

2016年日本经济表现也将有所好转：

如欧洲一样，综合领先指标也在上升，且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致使工资上涨。此外，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还将促进消费。最后，低油价也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增长。

这对东盟地区来说无疑是积极的。由于出口需求对东盟经济的影响很大，占全球经济总量近半的G3经济体制成品需求的复苏将有利于东盟的出口。

2015年全球经济的不利因素将部分缓解：

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而2016年与东盟最为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影响东盟经济体的主要为大米、棕榈油、咖啡、可可、木薯淀粉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我们认为此类商品的最困难时期已经结束，这表示价格的下跌将不会像2015年一样拖累经济的增长。

能源价格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其影响常被夸大。印尼是一个主要的煤炭出口国，因而煤炭价格对其影响重大；而就油价而言，印尼如今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油价对马来西亚确实有影响，但其80%的出口为制成品，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那么高；尽管如此，油价仍会影响马来西亚的财政收入，因此马来西亚将会下调2016年的财政预算支出。

国内阻力将会减弱

东盟不但遭受全球经济环境疲软的冲击，还须面对多种不同的国内阻力。庆幸的是这些负面阻力多数将会减弱：

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为首的部分东盟国家燃油补贴和其他补贴回归合理水平。初始影响是生活成本上升，抑制消费者信心。但此种负面影响将在2016年减弱。马来西亚还开征商品及服务税，消费者信心进一步受挫。随着部分财政储蓄通过向穷人直接现金汇款的方式重新回流至家庭部门，消费者支出有望恢复。
自2012年引入宏观审慎措施以遏制房地产行业过热以及令人担忧的家庭负债累积，国内需求一直受创。家庭负债水平虽然持续高企，但已停止快速增长的势头，而整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也明显降温，为放宽这些限制性措施留下了空间。
近二十年来，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持续恶化，造成气候恶劣，挫伤农业生产，同时也带来其他破坏，如跨境烟霾问题——印尼焚烧泥炭土产生大量烟尘，对印尼、马来西亚及新加坡部分地区造成大面积的干扰。2016年这种问题将再次出现。

主要风险因素

美国货币紧缩措施的副作用：2016年上半年，若美国经济实现上文所讨论的预期增长，则对美联储加息幅度的预期将会重调，加息幅度预期将会变大。这很可能将引发亚洲新兴市场新一轮资本外流，造成汇率震荡，加剧金融压力。
随着资本外流导致外部账户疲弱，美元兑东盟国家货币的汇率将会走强。但2016年年底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表现将会好转，从而支撑欧元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因此我们认为美元不会大幅升值。
中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有望于2016年初平稳下来。尽管如此，通过旅游、对外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等倡议推动下增加基建项目放贷等方式增进商品与服务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不断加深，一旦中国经济放缓程度或金融压力大于预期，东盟经济体将受到破坏性的影响。
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中东地区风险爆发，恐怖主义威胁增大，东南亚也将受到波及；而中东地区因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激起的宗教狂热，也可能使东南亚地区的宗教局势变得紧张。

东盟内部的应对策略

这种形势下，东盟的决策者们须谨慎行事，权衡取舍，确保增长的同时维持金融稳定：

有限的货币宽松政策：部分央行可能倾向于货币宽松政策，而我们认为该政策的范围将受金融动荡和货币疲软的限制。
提高基建财政支出：随着大型基建项目最终启动，部分国家——特别是泰国和印尼——有望加快财政支出步伐。
供应侧改革：进入任期第二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将会完善印尼的政策，摒弃民族主义，以多种方式进一步开放外国投资。

对部分东盟经济体的影响

这些全球和地区因素中，决定国家如何应对的关键因素为：

其经济从G3经济体制成品出口需求的复苏中获益的大小；
中央银行的可靠程度；
政治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情况；
金融脆弱性；
经济周期的运作；

利用这个框架，我们现在分析部分东盟经济体。

印尼面临危机，恐成最大输家

G3经济体提振效果疲弱：印尼的出口结构使其无法从G3经济体的增长获得诸多益处，因此关键是对金融的影响。
金融脆弱性：印尼外资持有股权和债券的水平持续过高，部分企业已负有外币债务。短期债务/储备处于令人不安的低点。
中央银行：印尼央行已有很大改进，但与马来西亚央行或菲律宾央行相比仍有差距，且经常发生货币突然下跌和资本快速外逃。印尼央行迫切想要放宽政策，但因信誉不足而无法实行。如果采取行动的时间不当，印尼盾将波动不止，引发资本外流。
经济周期正在回转：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拖累效应减弱。事实上棕榈油价格可能会反弹。削减燃油补贴的影响将会消散，政府开支正在增加。
政治风险可控：总统开始加强权威。

若政治动荡得以避免，泰国经济有望回弹

G3经济体提振效果可观：泰国今年的出口一直处于疲软状态，但其汽车、汽车零部件、电气用具、电子元件等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具有强大的根基，大部分都将从G3经济体中获益。
金融脆弱性得到遏制：多年的政治危机降低了外资持有量，因此泰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用以支付外债。但因家庭负债攀升，泰国易受利率上升的影响，因此泰国央行须进行控制。银行方面拥有充足的资本，管理严格。
中央银行可靠且独立：其总裁深得现任政府和国王的信任。
政治风险极高：预期不久将出现一次恶性转折。
但经济周期即将回转：农业收入下降、整改措施的拖累效应减弱，且受财政开支强劲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回升。

马来西亚经济很可能比预期更有弹性

G3经济体提振效果相当积极：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金融脆弱性切实存在：家庭负债攀升，但银行资本充足，管理严格。两大银行巨头属区域性银行，两者负债均记于吉隆坡，因此部分外债比率看起来十分糟糕。
马币被严重低估：马币贬值并未造成通胀飙升，因此马币保持了竞争收益。随着出口订单的增长，这将变得愈加明显。
中央银行高度可靠且准备充分。
经济周期也正向上回转：征收商品及服务税和削减燃油补贴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对经济的拖累效应减弱。经济转型计划使公共投资力度加大，涌入私人投资领域。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触底反弹。

新加坡：经济受外部需求提振主导

G3经济体需求复苏的一大受益者：新加坡电子行业仍旧占据重要地位，若G3经济体资本支出恢复，将获益巨大。
金融脆弱性：企业负债和家庭负债高企，房地产泡沫破灭，使新加坡易受汇率上升的影响。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而言这种情况是可控的。
中央银行高度可靠。
国内阻力迫使经济周期下行：房地产泡沫破灭，企业部门重整，竞争力丧失。
政治风险极小。

菲律宾